他们抵死要为我们推敲生命的意义，确定生命的价值，使我们在天壤间脚跟站立得住，这些人真是我们的导师。
这未必符合《尚书》原意，因为《尚书》是分别并列的作之君，作之师。吾何慊乎哉？[57] 因此规训者才能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58]彼，丈夫也。
[155] 朱熹解释：君臣之伦乃是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也，然而世人归之于命，因而一有不至，则不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处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张子所谓‘养付命于天，道则责成于己，其言约而尽矣。[32]《孟子·公孙丑上》。（3）其充分条件是规训者的后天资质，即必须是同类中的优异者，以保证其规训资格。三、规训者的先天资质 规训者的上述价值优越性，还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先天资质与后天资质。这根源于孟子的问题意识，即对人民水深火热处境的关怀所引出的对政治权力的批判，由此导出规训权力的根本宗旨。
（一）民生关怀 孟子的出发点乃是民生关怀。孟子曾反问弟子万章：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44] 赵岐注：孟子谓万章曰：子以为后如有圣人兴作，将比地尽诛今之诸侯乎？将教之，其不改者乃诛之乎？言必教之，诛其不改者也。二是指适宜、合适、恰到好处、符合一定的标准，如我们说的中规中矩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来使用的。
梳理先秦典籍中出现的中字，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中庸是一种高明的处事智慧，因为孔子做事非常讲原则，对那些做事不讲原则、乖巧伶俐的人，孔子称之为乡愿。在中国哲学中，中与和是紧密相联的，正如《中庸》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它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智慧。
从行为上说，中就是指合情合理，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所以，中庸绝不是做老好人、和稀泥。
所以，中是一种基本方法或基本原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中者，别于偏之辞也。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孔子看来，乡愿就是德之贼，是孔子极力批判的对象。
王阳明曰，中只是天理。意思就是说，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要注意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通过对正反意见的全面考察，采取比较客观和稳妥的方式加以实行，而不是走偏激过激的路线。对于中，宋儒是这样解释的，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从方法论上说，这是在考察事物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后综合统一，以便得出最佳结论。
这就是孔子说的过犹不及的意思。从此以后，中庸既成为了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成为了人生修养上的行为准则。
中庸思想后来经过子思、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完善，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具体来说，中庸之道有几个特点： 第一，做事主张不偏不倚，不走极端。
陆九渊曰，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第三，对待任何事物，持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态度。（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进入 王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庸 。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说到底就是求和之道，这是孔子在理论上的一大创造。三是指人心、内心，泛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有人说，中庸之道就是不讲原则，就是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是和稀泥，这种理解完全是对中庸思想的误读或误解。
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了中的观念。从现存史料看，把中和庸结合起来并上升为至德层面的是孔子。
从行为上说，这是照顾各群体的实际利益而有所妥协，求同存异，以便达成一致的意见，实现合作共赢。结合先秦典籍出现的中字的含义，以及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段玉裁等对中的解释，可以对中的特点再做如下概括：从方法上说，中就是指适度、适中、过犹不及、恰到好处。
春秋时代，孔子在全面总结夏商周三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更是从哲学的高度创建了中庸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说：孔子的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从道德上说，中就是指中正、公正，发乎情而止乎礼。第二种解释是指具体使用或运用。第一种解释是指常理、定理、平凡、平常、平易可行、普遍适用等意思。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也。中庸被孔子看作是道德的最高表现。
因此，从认识论上说，这是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后对事物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孔子说：允执其中叩其两端
因此，这种紧张的局势，使得原来只关注汉族中国核心地区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更大范围的周边世界。尽管宋代逐渐对周边四裔区分出了内与外，但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记述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
短暂的蒙元时代结束之后，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叙述方式还是没有变化。《汉书》以下的历代史书，依然有着对于周边世界的记载，如《汉书》的《西域传》等、《三国志》的《东夷传》等，都有新的观察和资料。大清王朝在追溯族群与历史渊源的时候，也开始重新重视蒙元历史，重修元史成为热点，比如魏源《元史新编》、李文田《元秘史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等。而西北史地之学和重修蒙元史不仅超越了传统中国，也不得不与域外资料发生接触，历史学的视野便逐渐扩大。
在北边的契丹（以及后来崛起的女真和蒙古），东边的高丽（以及日本），西边的党项（夏），西南的吐蕃、大理，南边的安南等强邻环绕之下，缩小了的宋帝国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宋朝逐渐成为诸国中的一国，中古时代那种无远弗届的天下帝国，已经只是遥远的历史记忆。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利后签订《南京条约》，咸丰八年（1858）被迫与英法联军订立《天津条约》，同一年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由于《瑷珲条约》割让给沙俄，两年之后（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签订《北京条约》，又与俄国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图们江以东地区。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传统，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因此，各种史书尤其是正史中的四夷传蛮夷传或者外国传都是附在史书之末，篇幅也不是很多。这说明，刚刚进入20世纪，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已经不能不具备世界意识了。
尽管在此以前，中国也曾有过关于外部世界的零星记载（类似《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但应该说，到了这个被迫进入世界的危机时代，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不再是以中土人谭西洋，而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不再仅仅依赖中国自己的文献、情报和传闻，而是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1833年至1838年，广州和新加坡出版的《东西洋考》中所载麦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6）《东西史记和合》，他在序文中就说，读书人要视万国当一家，又说诸国之体如身之存四肢，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
